很久以前，有一座城市，從它的中心街區向左數，住著十二戶人家，向右數也住著十二戶人家。左右十二家各有十二個姑娘，中間一家住在核心位置。可是，左邊的十二個姑娘過得都很悲慘，死的死、傷的傷、有病的有病、被擄走的被擄走、被遺棄的被遺棄……沒有一個過得好；而右邊十二家卻很幸福，生活美滿、妻賢子孝、夫妻和睦。中間這一家的父母會讓孩子跟左邊十二家多接觸，還是跟右邊十二家多接觸呢？

　　比如：把一個例假正常的女孩子，放在五個例假不正常的女孩子中間，一般而言，三個月以后，這個女孩子的例假也會變得不正常了；但是把一個不例假正常的女孩子，放在五個例假正常的女孩子中間，她的例假照樣是正常的。假如讓一個孩子經常和一些過得很悲慘、不成功的人在一起生活，這個孩子很有可能變得和他們一樣，不被影響的概率非常小。

　　《大河文摘報》曾經刊載過這樣一篇文章：要想算算你的收入，就把身邊最近、或者你第一反應能想到的5個人寫下來，把他們的收入平均一下，你的收入就會在他們的平均值左右。“科學”有三個要素，第二是可重復性，第三是有量化標準，第一要素――就是要有普遍意義。對于不普遍的事物，它們屬于“自然概率”。比如：有一個癌癥病人，被判斷為肺癌，同時被判斷為癌癥的可能有100個。其中95個去世了，有5個好了，這5個是同樣的醫療條件、同樣的生活環境，他們不是被醫治好的，而是自愈率。因此，任何事情都有5%的例外。

　　60%到70%情況下，母親可以決定孩子的一生。我們最大限度地讓孩子向良性方向發展，就有更大的幾率讓孩子生活幸福。如果家長自身或在出發點上，就讓孩子與不幸結合、被不幸文化感動，會在最大程度上讓孩子受害。每個有愛心、愛孩子的人，只能讓孩子跟右邊的十二家接觸。

　　假如一個母親非要讓她的孩子跟左邊十二個不幸的孩子接觸，非要讓女兒跟這12個死的死、殘的殘、離異的離異……的接觸，這個母親怎么了？不會有哪個母親真的這么做，但是我們現在有一種這樣的文化――《紅樓夢》，全國人民都在看，許多母親正在讓她們的女兒浸在不幸中。原因是紅樓夢寫得很真切、文筆好、藝術水準高、感人至深。

　　太多的人是以這個事情“真”與“不真”，或者這個事情能不能打動我作為判斷標準。這種觀念是根深蒂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