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但是對你們而言的話，如果說要監督紅會的一些具體的賬目的問題的話，你們有什么樣的一種強制的權利來約束他們呢？如果說對方可以拒絕或者說不配合的情況下。

　　王 永：我覺得你說的這個問題也是很多公眾所關心的問題，我們到底有什么權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幾個權利，也是按照我們的章程來講的幾個權利，首先我們 是可以列席紅會的所有的會議，無論它什么級別的會議，包括他的執委會，我們都是可以列席的，它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這是第一。第二，紅會社監委是可以直接 給紅會的任何一個人直接溝通，而不需要通過任何的中介，第三個就是紅會所有的資料包括文件，包括這個保密的也好，不保密的也好，所有的檔案資料我們都是有 權調閱的，還有一點，第四點，社監委成立以來，紅會所出臺的重要的文件、重要的政策方針都需要通過社監委的批準，那么實際上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紅會 不配合的話，社監委其實是比較難以發揮作用的。

　　記者：為什么這么說？

　　王永：就像你剛才所講的那樣，如果紅會他不自身的內部規 定說所有的質詢你必須要回應，所有的電話你必須要接，所有的這個會議你必須開放的話，那在內部會受到很大的阻力，這一點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想象得到。正因 為紅會有了這個勇氣，說自己把監督的力量找上來，叫自找監督，也正是因為有這種勇氣，所以我們這些監督委員會的成員才有積極性來參與這個監督的工作，如果 當我們有一天我們發現，我們的所謂的社會監督委員會只是一個擺設或者傀儡的話，我估計所有的人都會退出，都會選擇退出，所以你剛才講我們的這種監督有沒有 強制性，我可以很明確地說，我們沒有強制性，但是我們有一招，就是說我們可以選擇退出，如果我們選擇退出的話，我相信可能對紅會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你 找來的監督委員會，人家都不監督你，都退出了，那對你的打擊可能是，可能比別的打擊更大。

　　記者：但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某一個領導的身上來推進這種制度的推行的話，是很難持久的？

　　王永：你說的沒錯，我也同意你這個觀點。所以現在我們社會監督委員會所做的工作，不簡簡單單只是對某一個點進行監督，我們是通過對一件事情的監督，擴大到對整個制度的建設。

　　記者：你們的目的？

　　王永：我們的目的，是在監督的同時幫助它更好地完善，通過完善制度來解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不是說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中國紅十字會出現的一系列問題，能不能夠通過社會監督委員會的有效監管得以解決，我們還需要時間來驗證。但是很顯然，紅會現有的體制和制度如果不下決心進行改革，是無法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的。在此，我們也想提醒社會的主管部門、監督部門、法律部門，出現了如此之多問題的中國紅十字會不是一個特殊地帶，它必須 接受從制度到行政再到法律的監督和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