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這種情況，怎么辦？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專家吳坎坎說，不同于心理咨詢的被動等待，心理援助需要援助者采取主動，因此需要先建立起信任關系。

　　他說，心理援助者和援助對象一定要有一個建立關系的途徑，比如和學校、政府合作，通過他們的委托來建立聯系，“我們要去誰家了，你有什么信息要給的，有什么我們可以傳達的，我們帶著任務去，不一定是心理咨詢師的角色。”

　　中科院心理所有一個模式是和基金會合作，采取“物質援助+心理援助”的方式。如協助基金會發物資，然后稱也搞心理援助，如有需求可來聯系，“提一下我們的存在，激發他們的主動需求。”

　　他認為，在災區進行心理援助的心理咨詢師最好再有一個更容易被接受的身份，比如上述的物資發放者、信息傳達者等。否則盲目地直接以心理咨詢師的角色去工作，“還不如以志愿者的角色去工作”。

　　據了解，在日本“3·11”地震后的心理治療中，也遇到專家或志愿者跟遇難者家屬溝通不下去的情況。日本的做法是，不能強迫對方把心里話說出來，需要把說話的主導權交給他們，在其愿意主動說話之前，只有等待。一般而言，專家會從簡單的方式入手，比如和孩子們做游戲，或者說一些共同感興趣的事情，讓對方產生親切感之后，再讓他說出憋在心里的感受。

　　如果援助對象已經出現了嚴重問題如自殺等傾向，而心理專家尚未與其建立起信任關系，該怎么辦？

　　華南師范大學心理學教授申荷永說，在國外，心理醫生發現自己的病人有自殺傾向，就會把他強制轉移到危機干預中心住院，由專門人員負責陪護，“因為放走了可能自殺”。在國內，在與家屬溝通并窮盡其他辦法仍然無效后，可以選擇報警。

　　多位在蘆山進行過心理援助的心理專家向早報記者表示，比起“5·12”地震時，如今社會對災害后心理干預的接受度已經有了很大進步。

　　楊曉斌也表示，在他走訪過程中，絕大部分人還是不排斥心理醫生的，張支蓉只是一個特別的個例。

　　早報記者走訪了多位遇難者家屬，雖對心理干預的效果各持己見，但都未明顯表現出對心理干預的反感，且也都接受過心理醫生的多次干預。

　　村民付玉軍說，村民對心理醫生也不會太排斥，因為“人家來支援你了，怎么會不愿意說說呢”。他覺得有心理干預也好，“人家懂的道理多，能開導開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