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事發后瑞昌市教育局將6名女童安排在瑞昌人民醫院就診，醫療費用由教育部門和醫院結算。但目前已造成的傷害如何量化為賠償金額，家長仍未和當地政府達成一致。

　　“現在當地政府和教育部門在和醫院對接，也承諾負責治療，但以后的治療過程還很漫長，口頭的保障不能給受害家屬足夠的信任。”8月12日，據最初報道瑞昌市副市長此番言論的媒體人王若翰介紹，“客觀講雖然傷害很難用金錢衡量，但目前對于受害者和家屬最大的安慰，除了將罪犯繩之以法，就是經濟補償。這些家長停下手上的工作，甚至辭職回來處理這件事，他們耗不起。”

　　“如果蔣賢智不是副市長身份，這些言論是你的個人選擇，我最多認為你比較懦弱。但是作為副市長和當地教育工作的主管者，作出這樣的判斷肯定欠妥。”她認為。

　　此外，針對瑞昌方面的另一處解釋，她也提出了異議。

　　在蔣賢智事后的回應中，有這樣一段內容：按照法律的規定，學生家長可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方式向侵權人陶表功提出索賠。但瑞昌市從人道主義出發，在法院判決以前，要求學校墊付每個受害家庭3萬元的精神撫慰金，以及伙食費、車船費、誤工費等。

　　“人道援助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對他人的施舍救濟。現在的問題是當地政府存在嚴重失職，做錯了事情需要賠償并被懲罰。”王若翰表示，“所謂人道援助的說法，其實主觀上是認為自身沒有責任。這個出發點是錯的。作為主管教育的負責人，你應當因為失職向受害者致歉。”

　　此前有報道指出，事發地上源小學管理中還存在諸多問題。由于該學校地處瑞昌市范正鎮的農村，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得校內多位老師長期掛公職“吃空餉”：一邊在外掙錢，一邊從教師工資中扣除800元找個代課老師代職。涉及性侵事件的教師陶表功，便是這樣一名“代職”教師。此外，陶表功還曾被開除過公職。記者注意到，針對上述事實，瑞昌方面的回應聲明中并未涉及。

　　對于蔣賢智的言論，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教授李利認為，身為政府官員，這位副市長的表現令人深感冷漠。“這種說法有息事寧人的意味，這種冷漠和懦弱，不僅傷害了已經被侵害的孩子及其家長，對其他孩子也是潛在的威脅。”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除了態度冷漠，這也說明身為官員，她缺乏起碼的政治、法律、道德意識。“即便是她后來解釋稱‘自己的言語也許不嚴謹’，仍然是一種辯解。做錯了就是做錯了，為什么不能面對自己的失職和錯誤？官員不能運用權謀或話語權為自己開脫，而應正視并解決問題。”

　　該報道主筆胡展奮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位副市長認為“受害者為爭取權益的告發行為會增強自身的恥辱感”，這是一種價值觀的錯亂。“她的認知水平令人擔憂。作為一個城市的管理者，缺乏起碼的正義感和維權意識，我們如何能期盼她在執政中具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氣？我認為她不該作任何解釋了。既然承認了言論屬實，就該向受害者道歉，承認自己失言失職。但其后續聲明中，我并沒有看到‘對不起’、‘抱歉’等字眼。”

　　“這幾年官員‘雷語’頻出，表面問題是其表達、修養欠佳，對法規、常識掌握不當。從本質上看，則是官本位文化在作祟。面對爭議，官員可以有解釋、申訴的權利，但態度應該更加誠懇和謙卑。很多干部對公眾缺乏起碼的敬畏和尊重。”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分黨委副書記趙朝峰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