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家庭糾紛引發謀殺;又一次，兇手把手伸向了嬰兒。是我們反思得不夠，還是倫理底線業已崩潰?來自親屬的“襲殺”，仿佛輪回式的個案，無法讓人輕易放下這一切。

　　不久前，“山西男孩被挖眼”案告破，犯罪嫌疑人也被鎖定為男孩的伯母。相似的案情，相似的結局，其所擊中的是共同的家庭文化軟肋。山西一案，警方懷疑有贍養老人所引發的家庭糾紛因素;而上海此案，起因則是禮金分配不均以及老人“重男輕女”。兩者從本質上說，都是兄弟之間該如何承擔一個家庭的責任與義務，分配一個家庭的利益與權利的家庭文化問題。

　　就本案而論，長子先在禮金分配的問題上落了下風，繼而在“傳宗接代”—生兒子的問題上又敗給了弟弟。作為長房媳婦，也就是遇害嬰兒的伯母，十分清楚孫子對公婆的意義。因而，對她而言，這個侄子并非她的親人，而是她爭產的阻礙。心態失衡之下，悲劇最終發生，這無疑折射出家庭秩序中那難以驅除的黑暗面。

　　當然，此類的人倫悲劇，在我們的社會中畢竟是個案。但個案背后，所蘊含的家庭糾紛真相，卻不容忽視。放眼現實，這樣的“類宮斗劇”也正以比較輕微的形式，在我們身邊上演，只不過，多數人沒有讓家庭利益的爭奪越過法律的紅線罷了。這也從側面反映，已經一只腳邁進現代社會的我們，另一只腳仍深陷傳統社會的泥沼。易卜生說：“我常常覺得整個世界就像一艘海上遇難的帆船，最要緊的是救出自己。”對我們而言，要防止社會轉型帶給人的價值空白引發家庭人倫悲劇的爆發，還親人關系一份美好，最要緊的，也是先救出自己，把自己從落后的文化觀念中解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