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她專門聘請一名吉林律師起訴對方，卻被法院認定缺乏立案依據(jù)，律師還告訴她即使立案成功，調(diào)查取證也存在困難，“法院不能強制公民進行親子鑒定”。最絕望的時候，于軍甚至想過報警，“告他強奸”。

　　然而，當于軍帶著這些努力一次次跑到街道計生科、區(qū)計生委討說法的時候，往往只能得到一個無奈的回答—“等政策”。在于軍提供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的一段錄音中，一名區(qū)計生委工作人員這樣回復她：“您自己不找著男方，找我一百次也沒有用……因為全區(qū)這么多人，解決了你那別人解不解決?您明白我說這意思吧?”

　　用落戶作為條件，這實際上是一種連坐

　　4年來，“黑戶”的身份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母女倆的生活。去年，光是因為感冒，悅悅就打了4次點滴，由于沒有醫(yī)保，每次的花費都上千元。同樣是因為戶口問題，于軍不得不把女兒送到私立幼兒園，一個月2200塊，“還在繼續(xù)漲”。幾天前，一個朋友準備帶孩子去麗江玩，給于軍發(fā)來微信，問悅悅“要不要一起去”。于軍這才意識到，自己的女兒沒有戶口本，不能坐飛機。

　　“孩子沒有罪，大人的錯，為什么要讓孩子來承擔?”如今，于軍住在父親單位分的老房子里，窗戶上貼著“英語輔導”幾個紅字。每到周末，她的家教班都要從早8點開到晚8點，“爭取多教幾個補貼家用”。

　　她仍然為有朝一日能獲得“被罰款”的機會而做著準備。

　　但在采訪中記者發(fā)現(xiàn)，悅悅的遭遇并非必然。在這一過程中，每個環(huán)節(jié)政策的制定者、執(zhí)行者都有機會拉這個女孩一把。

　　黃溢智指出，在市級的《計劃生育條例》里，對非婚生育的情況作出了“處理規(guī)定”，但在其上位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從未把未婚又單親而且是生育第一胎的人員列為社會撫養(yǎng)費的征收對象。

　　“我們在傳統(tǒng)道德上也許不能接受，但不該因為一個道德評價剝奪媽媽的選擇，這是選擇權的問題，跟提倡不提倡沒有關系。”在她看來，從一開始，于軍就進入了政策陷阱。

　　廣東律師陸妙卿進一步指出，除了“非婚生視為超生外”，“不繳納社會撫養(yǎng)費就不給上戶口”同樣缺乏任何上位法的支持。

　　“在地方，在‘一票否決制’的驅(qū)動下，落實計生工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用落戶作為條件，但這實際上是一種連坐。”2012年年底，陸妙卿曾聯(lián)合其他29名女律師聯(lián)名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家衛(wèi)計委和全國婦聯(lián)三部門，那一次他們要求取締的行為是“以媽媽‘上環(huán)’作為寶寶上戶的前置條件”。

　　事實上，早在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公安部就曾在一份關于戶口整頓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指出對未申報戶口的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準予登記，并不得將登記情況作為行政管理和處罰的依據(jù)。這意味著，計劃生育政策外出生人口的父、母親只需要持孩子的《出生醫(yī)學證明》就可以在其戶口所在地為孩子申報戶口。

　　然而，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于軍“計生與落戶原來可以脫鉤”。于軍所在小區(qū)居委會主任也向記者證實，在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前夕，上面?zhèn)鬟_給她的精神仍然是“繳納社會撫養(yǎng)費就能讓孩子落戶”。

　　饒有意味的是，于軍第一次了解“脫鉤的事”竟然是因為轟動一時的張藝謀事件—不少人質(zhì)疑張在沒有繳納社會撫養(yǎng)費的情況下如何完成孩子的落戶工作，但事實上，在《無錫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戶口整頓工作方案》中，已經(jīng)明確了“對于因超計劃生育、非婚生育、早婚早育、未辦理獨生子女證等原因未落戶的嬰幼兒，公安機關應當根據(jù)其父母或者監(jiān)護人的申請，按規(guī)定登記常住戶口”。

　　“是不是只有張藝謀才懂法?”于軍苦笑著說，“張藝謀事件”的爆發(fā)間接影響了她的女兒—她原本正在托人給悅悅辦一個農(nóng)村戶口，風聲一緊，事情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