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辱

　　“敬業”、“高效”和“過于強大”，這是夫妻倆對計生部門的評價。

　　如果繼續堅持這次是真結婚，也不是沒辦法。工作人員告知，可以把孩子先生下來，然后我們去做DNA鑒定，看看“到底是你前夫的還是現任老公的”。只要被查出是和鄭彤生的，就要算超生，結果按“雙開”處理，交罰款。

　　計生委迅速而詳細地調查了兩人的社會關系，并電話通知了各自的部門領導和戶籍所在地的計生部門。

　　首先發難的是吳怡的單位。

　　“這孩子你堅決不能要。”找她談話的主管領導上來就說。并告知，要了，單位和其他同事的提拔會受影響，評優資格也都沒有了，“就因為你一個 人”。如果堅持，整個單位的人都記恨她。而且，作為一個國家公職人員，挺著個大肚子去上班，“全國都會知道”，“這個臉你丟大了”。

　　吳怡很難評價這是不是“威脅”。“我只不過想生個孩子，怎么就成罪人了？”她不服氣，和領導頂撞起來。“大不了我辭職！”

　　幾乎是同一時間，鄭彤那天剛到單位，就有領導打來電話，要他去辦公室。進了門，他就什么都明白了。平日里領導跟自己關系不錯，話也說得很直白— 如果不主動做掉孩子，就兩種情況：一，主動辭職；二，以違反國家計生法規為理由被單位開除，而兩者都得交納數額不菲的社會撫養費。

　　“有什么能比一條命更重要呢？”當時，鄭彤心里滿是這個“沖動的想法”。

　　后來，單位派人“一遍又一遍”地敲警鐘，鄭彤心里動搖了。

　　他算了一筆賬，按照計生法規，社會撫養費按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處罰，自己和妻子每月工資加起來6千左右，保守估計得繳納18萬，多了就得20萬開外。如果執意要這個孩子，兩人都得被辭退，當地沒有幾家企業，30多歲的年齡也并不好找工作。

　　“一個孩子，已經有點吃緊。兩個孩子，未來都要上大學，還要考慮生活成本。”他明白，一切都從頭開始談何容易。

　　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妻子時，妻子表現出了強烈的抵觸。平日里，吳怡性格文弱，即使受了委屈也都會把話藏在心里。兩人少有地爭吵起來。

　　“我得從維護家庭的長遠利益考慮。收入非常重要，都丟了工作，你就是生下來還得考慮撫養的責任呢。你怎么承擔？”鄭彤的勸說，換來妻子直到深夜的低聲哭泣。

　　這個時候，雙方的老人也因同樣擔心的理由退縮了。

　　就連還在讀小學的兒子都態度鮮明地反對。當時夫妻倆曾問他“想不想要一個弟弟妹妹？”孩子的回答是：“媽媽要是把工作丟了那(加重語氣)，不能 要！”孩子平時都是家里老人帶著，估計也是聽長輩們說的，此前他就不是很情愿。夫妻倆推測，可能因為是獨生子女，五六個大人一直圍著他團團轉，擔心“多一 個孩子可能會搶奪大人對他的愛”。

　　“懷孕，對一個女人來說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吳怡覺得很無力，“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在堅持，仿佛成了恥辱。”

　　“這個歉我永遠不會道的”

　　動了，又動了。

　　肚子里的孩子每動一下，吳怡的心也跟著顫一下。

　　因為發現時已經較晚，又忙前顧后地操辦假結婚，已經拖到懷孕四個多月，孩子胎動很頻繁了。

　　唯一的希望是，在醫院做檢查的時候，醫生告訴她，以她三十多歲的年齡，以及上一次流產的過程，做這種大月份引產風險太大。建議她跟單位說一說，最好還是把孩子生下來。但大夫也說，相應情況只有在手術過程中才能下結論，所以不能提前寫出相應的證明。

　　她抱著忐忑的心情，將醫囑告知領導，得到的回答是：那也不能要，如果擔心當地的小醫院有風險，可以去大醫院，找好的醫生。

　　言語間，透露著不信任。吳怡明白—因為自己的“前科”，現在說什么都被認為在故意撒謊。此前她已經照過B超，得知孩子長得很漂亮，是個男孩。

　　鄭彤回憶，有位了解情況的同事告訴他，即使因身體情況，讓你生了，結果不會有什么太大變化，“也是按違反計劃生育政策來處理”。

　　經過憤怒、權衡、掙扎以及絕望，吳怡妥協了，同意去做引產。接下來的一周時間，她天天以淚洗面。

　　11月份的某天，他們早上五點多就出門，七點多鐘到了省里的一家大醫院。“去的時候還是一個鮮活的生命，回來的時候，就沒了。”鄭彤一路都在想。

　　排隊人多，吳怡身體吃不消，鄭彤又托關系走了后門，試圖提前辦理手續。醫生診斷后拒絕收治，因為這屬于計劃外懷孕的引產手術，沒有相關部門出示證明就不能收。忙活了一上午，心情復雜地鄭彤又趕回縣里，找到計生委蓋了個章，交給大夫才算了事。

　　“孩子很健康。你為什么不偷偷把孩子生下來呢？不要做這個手術了。”醫生很遺憾。就連照顧她的護士也惋惜，護士的姐姐遇到相同的情況，最后辭職把孩子生了下來。

　　“可能我們跟她的情況不太一樣吧。”吳怡苦笑。如果病人堅持，醫生也只能勸到這份上了。“我多希望，醫生跟我說，這個手術你不能做，堅決不能做。”

　　住院一天后，手術開始。吳怡記得，是下午五點進去的。

　　躺在床上，一旁的醫生盯著B超，說動了動了，快扎。她清晰地記得，隨后肚子上注射了某種液體，可能帶有毒性。因為她感覺到，慢慢地，孩子的掙扎越來越微弱。

　　很難形容這是一種怎樣的感受，“好像小孩要跑，大人在后面追他，要弄死他。”她的意識到此中斷了。

　　鄭彤和丈母娘坐在門外，3個小時，沒有任何交流。那扇門是如此熟悉，自己第一次做父親的時候，曾感受到無與倫比的幸福。如今，天地之別。

　　門開了，吳怡被推出來。鄭彤說，妻子看上去面無表情，“不痛不癢的”。丈母娘哇地哭了，他則在一旁寬慰，以后等條件成熟了，咱們再生，再生。

　　大夫拉住鄭彤，詢問孩子的遺骸是自己帶走，還是留給醫院。征詢吳怡后，他選擇了后者。他倆從沒見過這個五個月的男孩，不敢看。

　　“我已經崩潰了，至今我還不理解我自己(為什么這么做)。她怎么承受得了。”鄭彤說。

　　兩天住院休養期間，縣計生委和吳怡的單位各自打來電話，催促把醫院的引產手術證明送過去。后來，鄭彤的領導曾主動表示關心，說“事情辦得比較倉促”，也是沒辦法。

　　一個月后，吳怡開始上班。按照當地政策，因為沒有準生證，懷孕后做引產或流產都是自費的，4000多元的費用不能報銷。

　　如今，單位領導對她態度不冷不熱的。有同事勸吳怡，領導現在對你意見挺大的，要不找個時間再去道個歉吧。

　　“道歉？”她笑了，“這個歉我永遠不會道的。”

　　夫妻倆與其說是緩過來了，不如說是漸漸忘卻，麻木了。時不時地想起來，心還會哆嗦那么一下。

　　鄭彤希望，兒子長大以后，永遠不要記得這件事兒。“我們老了以后，他會體會到的。”他解釋，“對他而言，這將是個很殘忍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