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公務員的“二胎夢”

　　李敏一直想多要幾個孩子。

　　在她看來，這可能是某種與生俱來的天性，無關財富、地位和工作性質。

　　但她自認為是整個社會里，最不能生二胎的那一類人。身為一名公務員，特別是在對計生工作有所接觸的前提下，她深知多生一個孩子，將使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遭受毀滅性的打擊。

　　當“單獨可生二胎”的消息傳來時，她天天盼著北京出臺具體的實施方案——她已經35歲，再晚一點，就來不及了。

　　“光欠”與“李八百”

　　“我們就你這一個孩子。”母親曾對兒時的李敏反復強調。偶爾，還會補上一句，“而且是個女孩子。”

　　那時候，她并不理解這話背后的意義。只記得，父母加班的時候，自己便喪失了人身自由，被鎖在房間里，哪也不能去。窗外是同齡人玩耍嬉戲的打鬧聲，她只能在“小黑屋”里寫作業，眼巴巴地等待那扇門能打開。

　　“孤獨，好像全世界就你一個人。”她回憶。

　　當自己成為母親后，李敏漸漸明白，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害怕失去女兒。

　　李敏出生于一個小康家庭，母親是位國企工人，父親是位教師。兩人結婚時，正值1970年代國家推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那是一個無論黨政機關還是企事業單位，都強調政治覺悟的年代，工人和教師同樣要響應這個號召。

　　李敏的家鄉，很多居民剛剛完成農轉非，家里大多有好幾個兄弟姐妹。在“養兒防老”等傳統觀念的影響下，依然有不少人選擇多要幾個孩子。這種與政策相悖的選擇，會招來一筆超出承擔能力的罰款，或失去工作崗位的處分。

　　一些李敏同齡人的小名，能夠反映出處罰措施的嚴厲：光倩，即“光欠”，孩子父母借錢交了罰款，一貧如洗又欠著外債；“李八百”，因為超生，被一口氣罰掉800工分，對掙工分的農村家庭來說，好幾個月白干了。

　　這種影響是沉重而持續的。一對在當地某國企當工人的夫妻，因為生了二胎，雙雙被開除公職，只得回老家靠幾畝果林維持生計。如今兩個孩子已經工作，一家四口的生活依然艱辛。

　　這樣的大環境下，李敏的爸媽選擇“只要一個孩兒”，她也因此成為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后中國第一批獨生子女。

　　25歲那年，李敏正式成為一名公務員，在鄉里的計生辦辦公。這不是她的主抓工作，但身邊同事們整天忙得焦頭爛額，她多少“耳濡目染”，了解了具體計生工作的難處。

　　“一票否決制”

　　這顯然是份費力不討好的活兒。

　　計生工作一直是鄉里的重點工作，有一項指標不達標，就會面臨“一票否決”——失去參評優秀黨委和優秀鄉鎮的機會。除了做好避孕節育知識宣傳、免費發放計生用品等前期工作，還要聯合村委會進行挨家挨戶的孕期婦女普查，并即時上報。

　　一旦有人抱著僥幸心理，將會面臨一場“立體式”打擊。

　　一位做計生工作的老同事說，多年前，也發生過荒唐事兒。

　　某村一位婦女已經超生兩個女孩，這次好容易照了B超確定為男孩，人便東躲西藏。隨后，鄉長帶隊，鄉里的執法部門、司法部門、衛生部門與計生部門聯合出動，來到該村民家進行勸說，希望做通思想工作，主動做掉孩子。

　　不出所料，大門緊閉，里面的人拒絕配合。半天過去，幾十號人最終做了這么一件事兒：任憑老人嚎、孩子哭，最終把藏匿孕婦的房子給拆了，以此對村里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

　　該婦女被控制后，上廁所的時候跳窗而逃，并躲過層層“追捕”，最終生下了孩子。后來，這一戶給男孩起了個小名，叫“狗追兒”。

　　計生工作人員下基層，家家戶戶都關起大門，“避瘟神似的”。早年間，如果實施強制引產，計生工作者會買好營養品、衣物甚至衛生用品，去衛生院安撫。那可是主動上門挨罵，一家子人會挑最難聽的字眼，“問候”工作人員的好幾代先人。

　　“老百姓不理解這項工作的意義。”李敏說。如今都是以說服教育為主，不允許再采用任何強制性手段。

　　李敏所在的單位，上至領導，下至科員，沒有一個人選擇生二胎，孩子都是清一色的獨生子女。

　　這不僅僅是為了起示范帶頭作用。按計生法規，生二胎要繳納一筆社會撫養費——因為多一個孩子，很多方面都要占用社會資源。這筆錢按照全市上一年 公布的人均生活水平為基數(農業、非農戶口基數不同)，以3至10倍的倍數進行處罰。“執行3倍的情況很少，一般是5至10倍。”一位負責人介紹，“18 萬是起步價，最多罰36萬多。”

　　和普通老百姓不同，公務員群體要面臨的不僅是金錢上的損失。膽敢以身試法，將會被“一票否決”，丟掉飯碗。

　　2003年9月1日《北京市人口計劃生育條例》實施，對獨生子女家庭做出具體的獎勵規定，并明確了違法生育(沒經過審批生二胎，便屬于違法生 育)的處罰：黨員干部，要接受黨紀處分，公務員開除公職。“也就是輿論常說的‘雙開’，是全社會人群中后果最嚴重的。”該負責人說道。

　　“你連工作都丟了，生存都成了問題，還談什么再生一個孩子，沒人敢。”李敏評價，“公務員群體，是對計劃生育政策作出過重大貢獻和犧牲的。”